我记忆中“酒”的故事

王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通洋砖瓦厂工作时，有一位同事叫李飞，工作岗位是专门修理拖砖坯用的板车，工人们送他的绰号是“李酒鬼”。此人一天三顿，无酒不张口，看不到桌上有酒杯，筷子都挪不动、早上萝卜干子当菜就能喝上半斤，中午有一块豆腐干子，准能喝上一斤，晚上随便咸菜应付一下，也能喝上八两。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他修车的铺子，他对我非常热情，如果桌子上真有些能下酒的菜，他都会盛情地留我陪他喝上二两“大头昏”（当时一种低档酒）。有一天中午，他炒了半盘子干蚕豆准备下酒，正好我路过那里，他拿出两个小碗，开了一瓶“大头昏”酒，拽我坐下陪他喝酒，当时酒和菜都放在一条长木凳上，正在他盛情我客气的当儿，他家养的一只老母鸡受到惊吓，腾空而起掀翻了木凳子上的酒碗，酒洒了一凳子，当时市场上白酒非常紧张，就连“大头昏”酒市场也很紧俏，李老师傅抱着木凳子舔了几口，解了解酒馋，对着鸡子喃喃地说：“不怪我心狠，酒是我的命，没有酒我就没命了，你不守规矩，下次我喝酒你再捣蛋，不如斩草除根，他拿出菜刀立即把鸡子杀了，约我晚上继续吃鸡汤喝老酒。”

80年代初，我从砖瓦厂调到公社当通讯报道员，有一年冬天我参加了挑河治水工程，负责写河工上的好人好事，投稿到县工程团秘书组，能录用的就在大喇叭里广播，激发民工加油干。当时为了联络感情，我们营（当时公社出河工的叫民工营、县里叫民工团）与营之间还相互走动走动，有一次千秋民工营请我们营领导去吃饭，我头脑灵活颇受领导赏识，领导也叫上我一起去，我们坐上手扶拖拉机，由于海堤堆坑塘多，我抱了一个人家割大柴的柴捆子，放在领导屁股下面，有一点弹性，领导坐着还是很舒服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也觉得为领导做了一件满意的事心里热乎乎的。

到了千秋营部工棚里，我看到桌上的菜虽然没几个品种，但碗大分量多，萝卜烧肉一大盆，鲜蹦活跳的条虾，用水一冲浇，放大盐一拌，有的还翘尾巴，再有就是几斤重的海淡水里生长的大支鱼红烧，香味扑鼻，由于工棚里砌的只有两口锅灶，菜多也真为难烧饭师傅烧不出来。大家寒暄几句，立即进入正题，大碗喝酒；那次招待的酒是没有标签，也叫不上什么牌子，一个字就是辣，千秋的领导能喝，我们领导不能喝，因此喝酒的重担就压在我的身上，每人倒上一碗，我们的领导喝不了，只有我来代他喝，我是不管干了多少，碗里总是满满的，坐在旁边的领导看到我酒碗里干了一些，他又把我的碗加满。我看势头不对，只能投机取巧；由于是晚上喝酒，工棚里灯光昏暗，我当时穿的半旧的黄军大衣，后来在军大衣的袖子里足足吐了近2斤白酒，回到工棚，我把大衣袖子上的酒挤到另外带队干部脸上，他们直喊香味扑鼻，建议领导下次不要再带我出去喝酒，酒量小把酒糟蹋了多可惜呀。

前几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康平路一家土菜馆小聚，路过“盐城大曲”酒射阳直营店，他们买了几瓶，大家喝了以后感到口感很好，既不上头也不口干，价格也适中；有一位资深报道员，他对酒很有研究，他夸赞说：“盐城大曲就是好，精品优质纯粮造，价廉物美销路广，地产酒业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