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供销社“共事”的日子

张建忠

小时候，见过的最大“世面”莫过于到供销社的柜台。那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那里的人群谈笑风生，那里的交易有条不紊，一切的一切无不令人倍感亲切与无比留恋。

还记得上小学时，我靠放学捡废品卖钱挣学费。塑料纸、破鞋子、酒瓶、铁块、废报纸、杂志以及小人书等，在我眼中皆是“宝贝”。拿到供销社废品收购门市一卖便有钱进口袋，那心情就如接彩球的乞丐——高兴得发傻。

自从1986年11月参加信用社工作后，我对供销社更是有了深刻了解。当时经济的“三驾马车”——互助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是“兄弟”关系。那个年代，建信用分社的地方基本上先要有供销社。信用分社刚起步时没食堂，到供销社“搭伙”是常事。一来二去，我们与供销社的经理、会计及营业员混得很熟。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糖烟酒凭计划供应，买布要布票，洋河酒也得凭计划买。尤其老百姓种田所需的尿素很紧张，都是上计划，父亲请我找供销分社经理帮忙“走后门”。没想到，经理还真给面子，写了张条子：“请给来人尿素两包！”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面子。我把条子交给父亲时，满脸得意。

80年代在我们家乡，棉花是主要经济作物，老百姓一年到头就指望卖棉花养活全家老小。我所在的信用分社在供销分社收花站后面。为组织存款，我带着手工存单到收花站结算室，坐在发款员对面。棉农领款时，先开存单再交给发款员，晚上统一结算，供销社开出现金支票到农行营业所结账。虽忙碌，但心里快乐，因为存款上升还被领导表扬。

信用分社与供销分社是紧密“邻居”，我与供销社的美女营业员接触机会自然多了。可惜我是农民合同工，长得又不俊，惦记着自己有几斤几两，硬是没有与一个美女搭上腔。倒是无意中作了一回红娘，我的一位老师朋友，经我介绍与供销社的美女营业员谈起恋爱并喜结良缘。他们第一次约会在冬天，气温零下，西北风呼啸，我和朋友站在供销分社西围墙外，冻得直哆嗦。没想到这次“牵线”成功了。更搞笑的是，当时我自己还没谈对象，朋友下礼时，我不好意思出场，便请父亲和老同事代劳，车上驮着猪肉、大糕、果子等下礼之物。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这位供销社美女的女儿出嫁还邀请我吃喜酒，让我开心不已。

到县信用联社办公室工作后，跟随领导到基层供销社调研棉花收购的机会更多。我曾针对棉花价格下调写了一篇《棉花价格下调以后，谁家欢喜谁家忧》的调查报告，在《中国棉麻报》头版头条刊登，还上了《中华合作时报》和《经济参考报》等报刊。这篇“拙作”让我跟着供销社火了一把，从此我与供销社关系更“紧密”了，一有新闻就往里“钻”。写的供销系统一家轧花厂扭亏为盈的新闻稿件还上了《新华日报》，这也让厂长“高看”我几眼，令我飘飘然。

这些年，我与供销社联系越发紧密，感情愈加深厚。我们农商银行与县供销合作总社成为党建结对共建单位，我和供销社的文友也经常合作撰写并探讨调查报告和新闻稿件，时常勾起与供销社相处的往事回忆。我老家轧花厂一位老厂长因文学爱好与我成为“忘年交”，我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作文与做人的“秘诀”，内心充满了快乐和欣慰。有镇供销社的一位老职工创业30多年，向社会弱势群体奉献的爱心款就有100多万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公益达人”。

与供销社的“共事”的经历，裹挟着童年的细细碎碎，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反映出人生的方方面面。时过境迁，供销社虽在现实生活中渐行渐远，但烙着时代印记供销社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挥不去，头脑中总是忘不了儿时逛供销社的画面，内心时常涌起昔日浓浓的对供销社的情意！更让人可喜的是，现实中的供销社依然“风采依旧”，还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致富、繁荣城乡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共事”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