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岁月的马灯

颜良成

前些日到朋友家作客，酒过三巡，不知何因，小区突然停电。大家赶忙掏出各自的手机，打开照明装置，客厅内十几条光柱交叉闪烁。突然有人提议，将几只手机捆在一起，挂在饭桌的上方，吃饭照常进行。这个绝妙的主意立即博得满堂喝彩。于是，主人找来布带将几只手机绑了悬挂在餐桌的上方，客厅内顿时光影陆离，倒也别有一番情趣。此时我突然想到了早年的“马灯”，也是如此地悬挂。

“马灯”又称提灯或围灯，是煤油灯的一种，可以手提或悬挂，能防风雨，因夜行时常挂在马车上而得名。马灯的设计相当精巧，它通体由铁架和中央的玻璃罩组成，玻璃灯罩呈圆柱形，上下贯通，安装在铁架中心。铁架下边是盛煤油的圆形盒子，有一大拇指粗的圆口，用于添加煤油。上端也是铁皮做成，一个圆形的盖帽，卡在玻璃罩的上方，四周有出烟孔，散发煤油烧出的油烟。玻璃罩外侧各有一根铁皮做成的圆柱，连接油盒和盖帽，四周有两道铁丝环绕防止玻璃罩受到撞击。煤油盒正中有两片弧状铁片，铁片内是一根从铁盒里引进玻璃罩的棉质绳状灯芯，点燃灯芯，马灯晶明透亮，在黑暗的夜晚为夜行人照亮路径。即使刮风下雨马灯照明也丝毫不受影响。黑夜提着马灯，身边就有了一股温暖，增添了几分希望。

在我国的文化历史长河中，马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孙膑发明的。他因受到庞涓的陷害，双腿被废，无法行走。于是他发明了这种“骑马灯”帮助他在黑暗中行动。马灯不仅具有照明功能，还具有审美价值，灯面上常常绘制着精美的图案和纹饰，如龙、凤、花鸟等，每年的正月十五还将其向世人展示，形成了“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

但在农村人们更讲究其实用价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大修农田水利之时，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农村都要组织劳力开河治水，称为“上河工”。民工们在工地上搭起“人”字形工棚，两丈余宽数丈长，棚内铺上稻草，十多人挤在一起过夜。工棚内挂着一盏马灯，既温暖又明亮；工棚外也挂一盏马灯，方便民工起夜和行走。数十里的工棚连成一线，马灯星星点点，犹如银河落地，蔚为壮观。

那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夏秋农忙之后的晚上，偶尔来一说书人，人们便在谷场上挂起一盏马灯，说书人在马灯下摆一张方桌，听众从家里搬来小板凳，面向“说书先生”而坐。说书先生穿着长马褂，正襟危坐，手里的“醒木”在桌上一拍便开讲。讲的都是大部的连台本，什么《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三国》、《水浒》以及民间传奇等，每晚讲近两个小时，关键之处，说书先生醒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用一块方布，将醒木一包，便扬长而去。一部书要讲一二十天甚至一个月，但听众乐此不疲。那时我们还小，听书时有时瞌睡了，说书先生突然一拍醒木，“叭”地一声响亮，吓得我们瞌睡全无。我们懵懂恍悟这块木头为何叫“醒木”。

到了冬天，日短夜长，天黑了大多人家点上一盏“洋油鬼子”。那时人们把火油都叫做“洋油”，大凡本地没有的东西，人们都在前面冠个“洋”字，洋火、洋钉、洋布等等，以为都是“洋人”生产的。所谓“洋油鬼子”，就是在拳头大的墨水瓶口上加一块铁皮，铁皮上钻一个竹筷粗的洞，穿一根棉花捻，瓶子里装上煤油，点上棉花捻发出豆大的光，用以照明。我们小时都在“洋油鬼子”下学习，油烟熏人，第二天鼻孔里都是黑灰。那时煤油按计划供应，一户一月只有一斤，即使“洋油鬼子”点燃的时间也不能长。出了家门，到处被黑暗笼罩着，只有生产队牛屋里挂一盏马灯，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在昏黄的马灯下，谈天说地，打发时间。

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气灯。为什么是“气灯”而不是“汽灯”？因为这种灯的燃烧物是煤油而不是汽油。气灯在外形上和马灯相似，在装上煤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燃烧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纱罩遇到高温后发出耀眼的白光，一盏气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照得通明。气灯耗油量大，只有遇到重大场合才会使用。通常是夜里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高高悬挂着气灯；过年时村里搭台唱戏，两盏气灯挂在舞台前的横梁上。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马灯被手电筒取代，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如今，就连一些偏僻的农村也用上了电灯，连手电筒都没有了市场，那些曾经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的照明用具，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