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五次搬家

人在旅途

□王锦春

这几十年来，我共经历了5次搬家，每一次都特别难忘，而且非常有意义。

第一次搬家是1984年农历三月。原来的老房子靠近射阳河边，父亲在世时，全家共8个人口，挤在这个不足四十平方的三间草屋内。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衣胞之地”。这个老房子是上世纪40年代父亲和伯父分家后砌的。那个时候农村砌房子，都靠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帮忙，老人们说叫“请工”。所谓“请工”，就是请人做工不开工资，每天只供应三顿饭（也有条件差的农户，只供应一顿午饭，也不会计较）。建房所需物料大都是就地取材，射阳河边有大片的芦苇滩，每年冬天芦苇收割后，滩泥里尽是密密麻麻的芦根和根絮，用平口大锹挖成长方形，垒成墙体。一般要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只能垒五六尺高，晒干后再垒第二次，晒干后的墙体十分结实，老人们形容说：“就是用重机枪也射不透”。屋架用树棍或买毛竹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也有用杉木的），再用芦苇编成的芦笆上盖一层一尺多厚的茅草或麦秸就行了，这种泥草房，夏天晒不透，冬天又保温，真可谓是冬暖夏凉，当时只盖了两间。直到1953年棉花大丰收（原来种的棉花是老品种，产量低，解放后，国家推广优质新品种叫代子棉，产量较前翻了一倍多），又接了一间。三个人口住3间房，在当时来说，这个住房条件已经很优越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住房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不少农户告别了泥草屋，住上了新瓦房。父亲去世后，一家7口住3间房，显得十分拥挤，加上儿子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所以建房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力只有老伴一个，收入太低，只好在副业项目上动脑筋。如每年养4口猪（每半年出栏2头），又养了百十只鸡，再向亲戚借了点，盖了3间约90多个平方米的外加厨房砖瓦结构的新房子，告别了这个自己生长的地方。

第二次搬家是1990年春。1989年秋，女儿考进海通中学读书，为节约开支，父女俩便在镇机关内单独开伙。我又烧饭，又上班，忙得够呛。那时，我已被录用为聘用制干部（1996年转正），享受全民干部同等待遇，可以住机关公房；工资收入也足以解决一家吃饭问题；加之，老母双目失明，需要专人照料。于是，我多次说服老伴，丢掉责任田，一家四口搬到镇机关住进了公房。

2000年秋是第三次搬家。镇政府为了发展镇办企业，规划工业园区时，我们机关家属区也在规划之内，必须搬迁。在没有安排被搬迁的机关干部住房之前，镇政府决定搬迁户自找住房（包括与子女合住），镇政府承担租房费。于是，我们一家三口（老母已去世）搬到儿子家暂住，等待安排。

2001年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公房一律折价，取消住房补贴。我们搬迁的5个离退休老干部（无房户），镇政府划拨了一块土地，让我们自己掏钱砌，省略了一个折价过程。因此，就有了第四次搬家。

十年前，女婿提出要我们搬上合德居住，被我婉言谢绝了。理由很简单，一是自己砌的小平房宽大舒适，环境也不错；二是老地方人熟、地熟，又靠近集镇，无论购物、求医都十分方便；三是离合德也不远，交通方便，公交车只需十几分钟。时隔十年，女婿又以我们年龄大了，便于照料为由，再次动员我们上合德居住，还以“为你们全部装潢好，家具买好，一点不用你们操心”为理由，“诱”我们“就范”，此良苦用心，拳拳孝意，实难能可贵。于是，在农历腊月初二，老两口搬进了“东方明珠花苑”小区里的小楼上。这是第五次搬家。这里位置适中，与儿子、女儿靠得很近，碰面的机会多了，与小女儿、孙女就在一个小区内，三女儿和孙女就在小区内的售房部上班，所有家人几乎天天见面。

前四次的家，因为我还在职，忙于工作，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少。退休后，不是在女儿家帮着打理生意，就是帮着子女照看小孩，也常不着家。退休后老两口在家，生活虽说安定，但也十分冷清。现在不同了，平时只能在逢年过节才有的家庭小聚，现在成了常事。原来在海通吃饭时就我们老两口，人少吃得少，也不热闹，现在一到吃饭时，我们这里，就像一个小食堂。三女儿买菜，儿媳掌厨，老伴也轻松了不少，吃饭人多了，菜肴的品种、数量也多了，伙食标准大大提高，胃口好了，身体也壮了。到了节假日，子女们都聚过来，就更热闹了，欢声笑语，洋溢在整个小楼。小楼上光线充足，周围环境优美，又十分安静。搬入新居后又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就是孙女为我们的大家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外曾孙虎子，大家在辈分上各自都升了一级。搬入新居后，生活内容丰富多彩，晚年的生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

回首每一次的搬家经历，真的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搬家越搬越开心，日子越过越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