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头记忆

叫石桥头的地方有很多，不管是人们俗称的，抑或是正式命名的，这个名称很普遍，也容易让人记住。而我说的这个石桥头，则是我的衣胞之地，一个名为“射北”的濒海小村庄。

射北的设村历史，最早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我出生的时候，她就已经被命名为“射北大队”，存在很多年了。这个几经易名、分解、合并，傍海而生的村落，像极了大海的潮起潮落，经过几十载春秋昼夜不舍地奔腾，生生不息、充满激情。而石桥头这个名字，则是特指村口南端的第三村民小组，与另外两个村形成犄角之势的两座水泥桥之间的区域，也就是本地人俗称的“三丈河”与“八中沟”两条河沟交汇的地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桥头的地理性面积和形象性影响力都不大，两座水泥桥周边才散落着四五户人家，茅草屋的屋墩下盐蒿子随处可见，那青紫相间的颜色格外显眼。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两座桥四周空置的地方又陆陆续续搬来了一些人家，那时候还被称人们为“射北三队”，人们习惯叫这里为“桥口”。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这“三村鼎立”的地方经济有了“萌芽破土”的苗头，许多村民把自家种的蔬菜瓜果、河里捕的小鱼小虾拿到桥头来卖，更有一些村民去镇上的食品站拿猪肉，做起贩卖肉类制品的生意，慢慢地这里就逐步形成了一点小集市的规模。接着，理发的、缝纫的、修自行车的、做油条大饼的、卖小百货的“蜂拥而至”，租房、自家的、搭棚的，反正一圈子门市能有十多家，显得特别热闹。一来二去，这附近其他相隔几里地的四五个村的群众也接着搞起了“互动”，家里再来亲戚，想买点熟菜、海货类的稀罕物，也就不用再往远在十几里的镇上跑了。或许就在那个阶段，“石桥头”的名字才算真正叫响了。

这个当时离海边仅有两公里的区域，其实也是南通启东、海门两县移民户集聚较多的地方。移民户分布在相邻的几个村子里，由于他们的方言与上海的崇明县相近，所以本地人把他们称为“蛮子”，有趣的是，因为移民户较多，石桥头附近的本地人有不少都被这些“蛮子”给“同化”了，竟然有许多人慢慢地学会了“海门话”。而“海门人”也在努力地学习射阳的方言，大家一起开荒种棉花、海边割芦柴，合力劳动、互相学习，相处得很融洽。所以，射阳人包容、不排外的优秀品质，其实是具有优良传统的。石桥头河南边与射北隔河相望的两个村，分别是海通的建新村和相邻黄沙港的东海村，建新村以农业为主，但东海村则是以海洋渔业捕捞为生。石桥头周围的很多青壮年男劳力也会在农闲时，跟着东海村渔民一起去海里打鱼贴补生活。在还没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无论是渔民还是农民，人们的生活普遍比较清苦，仅能解决基本温饱，但却也总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心态，实在非常难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石桥头附近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女向外地走的似乎多了起来。而在那阶段，除了极个别学习成绩好的考上了大学走出小村外，再有想要改变命运的，除了选择了参军，剩下的只能是去苏南打工了。

1992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后高校第一次扩招，石桥头附近考大学的学生明显增多了，而射北三组的数据比较“突出”。有一户叫陈锦香的村民，3个女儿竟然在5年之中先后考上了大学，被县电视台和《射阳日报》以《农家飞出三只“金凤凰”》为题做了专题新闻报道，一时间轰动十里八乡。人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第三组，之后几年间又连续考出了十多名大学生，还走出了几个在县里都有点名气的青年创业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富民政策给石桥头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生财之道”，从早期的种水稻、长棉花、押柴滩，到后来的养貂、养猪、养鱼，到再后来的条田化承包长南瓜、冬瓜，以及加上“靠海吃海”的船上捕鱼船前织网的一些特殊“副业”机会，使得石桥头的人们生活条件逐步好了起来，腰包也鼓了起来。

两三年前，石桥头也建起了十多栋具有徽派特色的“连排别墅”居民区，虽然算不上“高大上”，但在“乡村振兴”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石桥头能有这样的“超前意识”和靓丽变迁，也让“石桥人”倍感骄傲。以至于那些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每次回到这里，总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各种各样的感慨。有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有酸甜苦辣的五味杂陈，更多的或许是对这片度过了自己青葱岁月的土地深深的祝福吧。

石桥头，注定是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几代人，有些人在此驻足，慢慢与她亲近、熟悉，永远留在了这里；有些人从这里成长、出发，随后渐行渐远，与她慢慢陌生。但无论是哪一种，所有的记忆永远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