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人的普通话

往事悠悠

□袁卫东

在我的心中，说普通话是一件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也很令人陶醉的事。为啥？因为在与普通话相关的好多趣事中，能回望童年的梦想，感悟成长的艰辛，经历世事的变迁，记录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功效，却不是一般事物所能达到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苏北射阳靠近海边的农村里。1977年上小学一年级时，正逢举国推广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兴起，虽然是农村的小学，但我们的学校也开始教授汉语拼音课了。语文老师是位30多岁的女同志，和善温柔，班里30多名同学似乎都不太怕她，于是，跟着她在日复一日的“a、o、e”“i、w、u”中，开始了我的普通话基础课学习。清晰地记得，很多同学在学习汉语拼音时，时常会出现“笑场”的情况，因为在家说惯了家乡方言，突然间换一种全新的说话发音和声调，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也有一些不适应。再加上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悟性不一样，所以，在老师要求并不严苛的学习环境下，有的人学得有模有样有“喜感”，有的人则是句高句低不着调，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说得标准的也没几个人。大家也都无所谓，反正平时也没人说，也没把这事当回事。而我，恰恰就是在这个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感的年纪，让普通话走进了自己的心里。

老宅的村子后面靠着海堤堆下有一座军营，里面的军人经常会跟驻地的群众搞一些军民共建送温暖的活动，有时候还会在营房外面，组织放电影请老百姓一起观看。每次听到那些当兵唱着军歌，说着普通话的调调，还不到十岁的我，就愈发会特别羡慕和崇拜，心里也会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与愉悦。抑或，这也就是我长大后曾经拥有过军旅生涯的一个重要诱因吧！

上初中那会，各生产大队普遍都安上了广播，早中晚都能听到喇叭里播音员甜美的普通话，有时候听得入迷，还会拿个木板小凳，坐在广播下一直听到节目全部结束才作罢。那时候，偶尔也会有个别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上了黑白电视机，看一看中文版的《聪明的一休》，听一听港台腔普通话的《霍元甲》，那应该算是和普通话最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了。

那个年月，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说普通话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即使是某些生产大队里有操着并不太标准普通话，从大城市“下放”而来的知青，你会发现，在一个阶段之后，他们也大多会自动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慢慢地融进了当地人的生活和语言圈子。因此，在我幼时生活成长的环境中，几乎很难见到有谁在用普通话交流沟通，假如大人们在一起工作或相处时，有人带头“飚”了一句普通话，那么，受到同伴的“嘲笑”，一定是个大概率的事情。他们也许会带着善意的微笑“批评”你：“哎，请你不要“洋枪拔八掉”的”。这时候，也许你会意识到，原来这普通话真不“普通”啊！

后来参军入伍，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战友们来自天南海北，不管你官大官小，也无论你的普通话标不标准，大家一切都得“入乡随俗”的说这门“语言的艺术”。若是遇上个别因“乡音无改”而导致交流不畅的，可能你就要遭受一点别人的“白眼”了。所以，慢慢地我就发现，用普通话交流起来，这一板一眼，字正腔圆的感觉，还是很有一点让人陶醉和快乐的。也许你会说，这恐怕只是满足了自己的一点虚荣心吧，但在我看来，这绝对不应该属于贬义的范畴，而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这时候的普通话，于我而言，它让我“战斗精神更饱满，工作热情更高涨”。你信不信？反正我是坚信的。

退役回乡后，满耳的依旧是家乡的方言土语，亲切但似乎又少了点什么。不说普通话的日子，好像有些单调，喜欢那种语境，却又不敢表露出来，怕被别人笑话，怕身边的人说自己太“洋气”，让人反感，回头想想，那种情境中的生活，似乎有点失落。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随着女儿的上学，说普通话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像一夜之间又失而复得了。去幼儿园接送孩子时，孩子们都用稚嫩的声音，说着嗲嗲的普通话，年轻的老师则是用相对更标准的普通话和家长们打着招呼，而我们也会下意识地用普通话报以回应，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用普通话交流的日子，其实从来都没有走远。慢慢地发现，现实中我们这座沿海的小城，平常说普通话的人群开始增多，大家也不觉得说普通话是一件“难为情”的事了。

2002年的春天，我去了上海谋生，在这个人称“东方魔都”的国际大城市，作为一个外地人，为了便于交流沟通，说普通话便又成了常态。在这个人潮涌动、摩肩接踵的国际大都市里，普通话似乎成为标配，你不说都不行。从此，我又开始自然地操起了那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与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交流沟通、协作共事，也因为职业的关系，经常天南海北地出差，去领略那些带着各地区独特韵味的“地方普通话”。每到一个地方，我总会暗自庆幸，学会了这门可以自由“穿越”神州大地的“国语”，实在是太开心、太有必要了。在后续的20多年里，这种常态化使用普通话，能够顺畅交流的工作生活，就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

岁月催人老。慢慢地，孩子长大了，从读大学到参加工作，这些年里，每次见面，即使是在自己家里，她也基本用普通话与我们聊天交流，哪怕我和她母亲都用家乡话，她也是“一如既往”。一开始，我倒是有点“反感”，怕她“忘本”不说家乡话了，然而转念一想，我自己年轻时不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怎么现在反过来，就对她的做法就无法接受呢？回头再看，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承，一种进步呢？冷静下来，我为自己思维的“退化”感到了些许汗颜。

在外漂泊了21年之后，我于今年回到了故乡，正式在自己出生地的小镇上定居。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走在小镇和县城的街区，总会有讲着普通话的声音不时飘进我的耳际，这样的变化让我在惊喜之余，又感到了深深地陶醉：原来，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融入的范围越来越宽泛了。如今，在我的工作单位里，单位领导开会，也经常会用普通话交流。而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人，他们运用普通话交流的频率，更是大大地超出了我的想象。在那种我们本地人戏称的“射普洋夹土”中，能明显感受到，普通话在生活与工作中的运用，还是有它特殊的“共通、共融、共鸣”的效果的。细细品味，所有的这些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文化经济全面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全民自信的表现啊。想到这里，我又一次深深地沉醉在普通话的语境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说普通话的人满大街都是，有啥稀奇的？是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但如果我告诉你，当下在我们15亿人的泱泱大国，还有30%的人口不会说普通话，你一定会觉得我这是在危言耸听，但事实却真是如此。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目前至少有4亿人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普通话。其实，对于普通话的产生与历史变迁，我不去赘述，单说从1935年民国时期开始推广普及普通话至今，岁月虽然漫漫流逝了近90年的光阴，期间也是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政府对于推进普及普通话教育工作的脚步，从来也没有停滞过。在保护好地方语言特色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听懂和学会普通话，依然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也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也许，当我们的神州大地上，所有的人都能熟练掌握自己的方言，并同样听懂、使用普通话时，也正是我们这个华夏古国完全实现国富民强、邦泰人安的最美好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