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虫记

高亚

小雪节气后一天，淅淅沥沥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停了。我来到院内打扫飘落满地的树叶，看到小菜园的青菜上有一条长虫在蠕动，我随手将它拎起来，“好家伙，久违了！”我抓起已数十年未见的青菜虫，看它那青郁郁、圆滚滚的身子，知道菜上的虫眼定是它的杰作了。我仔细端详、认真打量着它，那些烙印深刻的捉虫、玩虫的记忆又鲜活地在我脑海跳动着。

儿时捉虫是自然、天性的显现。农村孩子的童年虽然没去过城市里的游乐场、动物园，但广袤的田野、辽阔的天空、多彩多姿的大自然，使他们尽兴地释放童心，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地玩耍，同样充满快乐，获得满满的童趣。捉虫子玩就是那时开心得忘乎所以的一件事。

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当时只知道有硬壳虫和软体虫。常见硬壳虫有：瓢瓢虫、萤火虫、瞌头虫；软体虫有：毛毛虫、洋辣子、棉铃虫、青菜虫、豆丹。还有当时不知道属虫范围，但经常捉它们玩的蜻蜓、蛐蛐、蝴蝶和螳螂。

夏天雷暴雨多，每当要下雨时，天气闷热、气压很低，蜻蜓都在人的头顶上盘旋。几个伙伴有的拿扫帚追着蜻蜓扑，有的把抓住的蜻蜓用线扣住尾巴，一个人拽住线让蜻蜓在前面飞，其他所有人一窝蜂地跟着蜻蜓跑。“嗵嗵”的脚步声、“呕呕”的吆喝声，吓得蜻蜓一个劲地往前飞，后面一趟人死命追，重重复复，乐此不疲。瞌睡虫，黑色，虫体小而瘦长，玩瞌睡虫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虫的身子，不一会它就“吧”一声磕下头。那是它为了脱身，在向你磕头求饶。我们玩瞌睡虫时，双方各拿一只虫，让旁边小伙伴数10个数，看谁虫磕头多，磕头少的一方，拿虫子的人就替虫向对方磕几个头，然后再把虫交给各组的另一个人继续玩，直到瞌睡虫累得实在没力气再磕头了，才将虫放入瓶里明日再玩。捉萤火虫，有趣又有味。吃完晚饭，避开家里的大人到河边、芦苇丛中捉萤火虫。萤火虫就像幽灵，忽快忽慢，忽明忽暗，忽高忽低，你明明看到飞到眼前了，待伸手去抓时，光亮又不见了，当你正发愣时，光亮又在你眼前眨了一下。捉到的萤火虫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里，待到一定数量后，一路欢呼雀跃回到家里放在枕头旁。看着萤火虫在瓶子里发着幽幽绿光，想着天上神秘的月亮和眨眼的星星，很快陷入莫名的沉醉，做起了自己的美梦。

成人时捉虫是为了挣工分。那时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棉花是当时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长棉花不但费时费工，而且虫害多，防不住虫，棉花就减产，甚至失收。那时农药少而贵，棉铃虫主要靠人工捕捉。棉铃虫喜欢钻棉桃里面吃甜嫩的棉絮，被虫吃过的棉桃，一朵棉花就完了，严重影响棉花产量和农民收入。

我高中毕业后参加劳动最多的就是捉虫，因为捉虫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凭捉虫数量多少记工分，有积极性。捉虫时间都是在早上。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就吹起哨子，敞开嗓子喊道：“上工啦，到洋南捉棉虫啊！”听到哨声和叫喊声，我骨碌爬起来，顾不上洗脸吃饭，拿个玻璃瓶就往外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捉虫子，多挣工分，年底不超支、多分红。浩浩荡荡的捉虫大军，个个头戴草帽，大多数人手里拿着盛虫子的瓶子。瓶子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药水瓶、罐头瓶、盐水瓶。也有人拿的是腌菜的小罐子，甚至是猫狗的吃饭碗。害怕虫子的小姑娘手里还拿着钳子、柴棒、竹签，有的还戴着手套。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有人领头敲打起瓶子，随之你敲瓶子我敲罐，你敲罐来我敲碗，就像一场打击乐音乐会。

一踏进棉田，个个眼睛瞪得滚圆，全神贯注寻找着棉铃虫。有的虫子伏在棉叶上，有的叮在棉秆上，有的藏在三角苞里，有的头在棉桃里、屁股翘在外。在棉花叶、杆上的虫好抓，半截钻在棉桃里的虫最难拽。当你用手抓住那肉墩墩的身子时，不免感到吃瘆，你用力往外拽，它就使劲往里钻，虫的身体就像弹簧似的被拉得老长，可就是出不来。虫小劲不小。想想也是，在这生死攸关时刻，它岂能不和你搏死一搏呢？抓到的虫子放入瓶里，拧紧瓶盖，瓶子装满虫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期盼队长吹哨子喊放工，期待记工员报出捉虫数量和应得工分，那心情就像等高考发榜一样焦急、激动。“放工啦，全部到场头数虫子。”随着生产队队长的哨声、叫喊声，社员们如归巢的鸟，又像队长收起的网，从棉田各个角落涌向场头……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农产品中有许多都是抗病、防虫新品种，很少生病、生虫。就是发生病虫害，所用农药也是高效、低毒、低残留，喷药水不是农用飞机就是无人机作业，再也看不到农人们低头弯腰捉虫的身影了。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宋·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描绘了一幅顽童捉虫的美丽图画！要说古人们喜爱的虫是有美丽的外表、迷人的舞姿蝴蝶的话，那现代人将纯粹是虫的豆丹奉为“神丹”，不但不捉杀它，还大面积饲养它，在豆丹的深加工上大做文章，将其打造成名扬四海的地方特色名菜，这又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