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电话号码簿

彭辰阳

上世纪90年代初，程控电话逐渐兴起，机关单位和经济较好的家庭成为第一批用户，随之便出现了电话号码簿。先是比较薄的一本，后来，伴随着程控电话的用户不断增加，电话号码簿也越来越厚，编印者从中看出商机，竟在里面插入好多页广告，像一块砖头，随身携带十分不便。一次，我随县“拎着菜篮子闯关东”小分队出差到沈阳市，在宾馆里，我把号码簿里的广告页全部撕了扔进废纸篓。在场的县农工部副部长邱训龙同志见了开玩笑说，你这个方法好，没有义务背着这么多跟电话号码无关的东西走南闯北。

那时我在县委宣传部搞新闻，需要经常联系新闻单位和编辑记者，我就请打字员给我打了一份常用的电话号码联系表，放在玻璃台板下。上面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一直到省、市新闻单位，手提包里还备有相同的一份。这份电话号码联系表，至今我还保存着。

2010年，随着智能电话的出现，尤其是5G手机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的方便更是超乎想象。过去，随身携带厚厚的电话号码簿已渐行渐远，号码只要保存在手机里就行了。仅我这个年近古稀退休了和社会上交际较少的人，手机里保存的电话号码就有上千个，包括许多新闻单位编辑、记者甚至总编辑的微信。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我县港口经国家交通部批准，委托科技部联合全国几十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协同攻关，最终在扬州市江都造船厂建成了全国首艘海上过驳平台。为了及时把这个消息发给新闻单位，我从过驳平台上急忙上岸去宾馆取电话号码簿到江都邮政局发稿，没想到一脚踩空，掉进长江，险些丧命，多亏船上有救生圈和同去的人把我及时拉上岸。

像我这个喜欢动动笔杆子却不会电脑的老人，过去稿子写好都要送到打字社打印发出去，很麻烦又花钱。买了5G智能手机后，在文友、电信服务员的热心指导下，现在，我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写稿修改，并通过微信发稿，一气呵成。对方有什么修改要求，立马又可以反馈给我。我近几年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政协报以及全国许多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照片都是通过手机发出去的。

5G智能手机查阅资料、互相交流也十分方便。今年春节前，我从央视看到一条信息，抗美援朝战争中，辽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一名叫赵宝印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当年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通令嘉奖，并被记特等功。我通过5G智能手机立马查到了这位老英雄的基本资料，随即又通114查号台查号，联系上了当地的宣传部门，找到了老英雄的家人，通过视频连线，看到了老英雄过去住过的房屋和证件等遗物，采访到老英雄子女传承红色家风的许多感人故事，还收到了许多老英雄生前照片。两天时间，我写出了3000多字的通讯《家人心中最可爱的人》配两幅照片，没到10天时间便在《解放军报》《中国妇女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其间，按《解放军报》编辑的要求，反复核实故事真实性，老英雄子女用5G智能手机把最权威的当年刊载老英雄事迹的《辽宁日报》拍发给我转给编辑，三方微信语音、视频互动不少于50次，发给编辑挑选的照片不下于30幅。这次采访写稿成功，远在几千里之外，没有5G智能手机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采访，现在我还在继续。最近，我应《解放军报》之约，又用这个办法采访了远在山东郯城的一对老八路夫妇子女和我县的退役军人、全国劳模姚焕平远在沈阳的表弟，稿子有的已经发表，有的正在编发中。

在采访全国劳模姚焕平时，我无意听说他的姑母叫姚军，1942年参加八路军，姑父叫张继先，是和方志敏一起被捕入狱后经徐特立等人营救出狱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原沈阳军区后勤部财政部长，是开国大校。我在百度上一搜索，张继先等人的故事已被拍成抗战片《掩不住的阳光》，还搜到辽宁老年大学请张继先的儿子单志和去为他们讲传统的事。我把这个信息告诉姚焕平，他欣喜异常。我循着5G智能手机上的信息，又通过辽宁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帮助姚焕平找到了失去联系几十年的姑父母的儿女，并和他们微信语音、视频。我笔下姚焕平这个典型又有了传承红色基因的底蕴，更加丰满。5G智能手机为我热心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正能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电话号码簿渐行渐远了，但它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感恩新时代，感恩十八大以来风雨兼程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5G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