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劳模巴一恺

全国劳模巴一恺的名字，就似工业战线上的铁人王进喜、农业战线上的铁姑娘郭凤莲、人民军队中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等英模人物的名字一样，永远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全国劳模，在新坍镇新潮九队这块过去被称之为兔子不拉屎的盐碱地上，创造出亩产达吨粮的奇迹。

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笔者仔细地翻阅了几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及近些年新坍人郭开国、陈斋德先生撰写的回忆巴一恺的新闻、通讯等文稿，对巴一恺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一知半解上升到能较为全面地解读这位英模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借《射阳日报》周末版专栏，重新对巴老的模范事迹理理捋捋，以便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劳模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贡献。

在战火中摔打

1948年，解放战争中最为经典的淮海战役打响。在这场关系到解放全国的著名战役中，年仅17岁的巴一恺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和部队的号召，怀揣着“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光荣梦想，从一个青涩少年转变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勇敢青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解放战争的战火中。那时，他还不是党员，但他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跟着部队和后勤保障人员，辗转苏、鲁、皖三省，多次出色地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一次，他所在的后勤保障队在通过敌人的一处关卡时，由于敌人盘查得紧，保障队通行受阻，而且尾追的敌军也渐渐逼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巴一恺挺身而出，向带队的领导要求由他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帮助队伍闯关过隘。带队的领导见他年纪尚小，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担心他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拒绝了他。不料，巴一恺猛地一个立正：“我行，肯定能行！如若不信，我愿立军令状。”那位领导见他态度坚决，又处前有阻拦后有追兵的凶险境地，勉强同意他去引开敌人。巴一恺见领导松了口，迅即冲出小山沟，到了沟顶，“啪啪”开了两枪，随即大喊，“共军的保障队要上山逃跑，山下的弟兄们赶紧追啊！”这一喊不要紧，哨卡的十来个守兵和随后赶到的一个排的追兵纷纷躬着腰往山上爬，巴一恺躲在一旁，见追兵过去，赶紧顺着原路摸回，找着了保障队并随他们一齐甩掉敌人的追兵，迅速地向我攻坚的兵团靠拢。

据和巴一恺一起参加战地保障队的有关同志回忆，在支援淮海战役陈毅、粟裕部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战役中，巴一恺虽然年轻，但机智勇敢，多次完成兵团领导下达的相关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对整个战役的胜利都起着很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双堆集战斗中，为了能确切地了解黄维兵团的兵力部署和战斗士气，需要抓一个“舌头”。派谁去呢？派谁去都不合适，因为这些参与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士们大多是从苏南战场抽调过来的，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这时，有位参谋推荐了巴一恺，说这小家伙别看年纪轻，但有胆有识，况且他所在的保障队多次穿过我防区和敌防区，抓一个“舌头”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部队领导采纳了这位参谋的意见，派了一位战士同巴一恺一起执行抓“舌头”的任务。果然，巴一恺他们不负众望，在蹲守中抓了一个送饭的勤务兵，这勤务兵早就不想为蒋军卖命了，把双堆集的防务情况大儿属鸡、二儿属狗——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攻坚战斗打响后，由于对敌情了解充分，我军以很小的伤亡全歼了双堆集的守敌，黄维也在激战中被乱枪打死。

淮海战役激战正酣时，巴一恺因为英勇机智，敢爱敢恨，并且在对敌斗争中坚定顽强，在火线上光荣入党，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能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成为党员的有多少人？当时别提多激动了！”说到这里，巴老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似乎还沉浸在当年火线入党的喜悦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巴一恺回到家乡，被大伙推举担任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雏形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社长。为能让大家伙填饱肚子，穿着暖衣，他满腔热情地想方设法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发展生产。当时入社农户多达400多人，在县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个高级社就是名闻遐迩的新潮九队的前身。巴老回忆说：“那个时候的新潮九队，68户人家，靠着400多亩地过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直到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日子才慢慢地好起来。眼下，我们是真的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想要出门，小汽车一跨。这样的好日子，要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实践中摸索

回到家乡的巴一恺完全没有“衣锦还乡”的派头，在被广大社员群众推举为初级社、高级社的社长后，巴一恺更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大家伙能过上好日子的努力之中。当时，不论是新坍公社还是新潮大队抑或新潮九队，那个土地啊真个是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盐碱地。为了能让广大群众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早日实现，巴一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曾说，淮海战役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我们为什么能够横扫千军，完成以弱胜强的伟大壮举？那还不是依靠人民军队的英勇顽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少了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淮海战役都不可能完胜。今天，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大发展，还得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只有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才能战胜艰难险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

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巴一恺和他的农民兄弟率先在他们的新潮九队摸索出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等5条真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酬上的“平均主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管第一年没有经验，但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粮食单产达331斤，比前几年平均单产152斤增加了179斤；棉花单产60斤，比前几年平均单产52.5斤增加了7.5斤。之后，巴老带领大家对“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这一新鲜经验进行逐年完善，粮棉单产也逐年提高。到1965年，粮单增加到914斤，棉单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了1970年，新潮九队的粮食单产超纪录地达到2027斤，棉花单产达到160斤。

新潮九队实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形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在巴老的带领下，九队分为五个阶段逐步克服了“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等五种不良风气的影响，终于使他们在实践中积累和认定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从“暗”到“明”，从“地下”到“地上”，直至成为推动九队生产大发展的不二法宝。

第一阶段是在1962年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新潮九队克服了“五风”的影响，恢复了合作化初期的四个劳动组，开始实行“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左”的影响，这一责任制形式被地委农工部调查组否定。直到1965年，这一责任制在新潮九队才以“半明半暗”的形式存在。

第二阶段是1966年到1967年这两年。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以产计工”这一责任制形式受到更加猛烈的批判。但是巴一恺就是不信这个邪，尽管他受到“指示”和舆论的强烈压迫，仍是“我行我素”“你批你的，我干我的”“以产计工”的方法同过去对敌斗争的方法一样，完全转入“地下”，平时评虚工，分红结算时按实计工，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粮棉质量不断上升，群众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阶段是1968年到1969年。在“学大寨”的高潮中，新潮九队的计工计酬方法被迫停止，出现了“高大男子汉，站在田里充好看；女子一枝花，干死没人夸”的怪现象，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新潮九队“以产计工”停了两年，粮棉产量并不因风调雨顺和耕作技术的提高而有所增长，相反，群众的人均收入反比1967年减少了15元。

第四阶段是1970年到1972年。新潮九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清楚地看到“以产计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从这年起，他们在老社长巴一恺的支持下，又悄悄地恢复了“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那时的新潮九队，已经是县社有名、省市有榜，差不多可以同大寨的名气旗鼓相当的典型。正因为如此，所以上级领导经常来，驻队工作组长年不断，外地参观的更是络绎不绝，要瞒住这一批接着一批的参访者谈何容易？尤其是驻队工作组与当地干群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瞒别人难，瞒工作组更难。为此，九队采取“两个口号、两个会、两本账”明暗不同的两种方法，工作组在，他们就“政治挂帅”，评明工；不在，他们就“以产计工”，评暗工，这一明一暗既瞒过了工作组，又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九队当年的粮食单产就增加400多斤，旱粮单产连续三年超2000斤。

对此做法，队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是搞“两面派”吗？针对这种观点，巴一恺掷地有声地说：“我不管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只相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不背离党的领导，只要能让广大群众吃饱穿暖，只要能完成国家和集体下达的生产和购销任务，只要能把广大干群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那就是‘革命派’。”

第五阶段是1972年到1978年。1972年年终分配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颁布实施。《条例》充分肯定了“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做法。这一“肯定”，为新潮九队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正了名，给干部群众吃了“定心丸”，“吨粮田”的“秘诀”也由“地下”公开转到“地上”。1979年2月，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介绍了新潮九队的高产秘诀，对广大干群触动很大，强烈地推动着全县加快脚步落实这一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在这次会议上，巴一恺代表新潮九队向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介绍了新潮九队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了一千多名与会的四级干部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也就是从那时起，射阳全县3707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就有2283个生产队，效果立竿见影，全县的粮棉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达5113亿斤，单产830斤，比1978年增长24.2%，棉花总产量达71万担，单产128斤，比1978年增长48%。

在夕阳中燃烧

二十世纪50年代末，巴一恺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了家乡新潮九队，带领九队的400多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把一个盐碱薄地改造成闻名全国的吨粮田队，老巴的名气一下子大了起来，“巴一恺”这个名字不仅在新潮村，也不仅在新坍镇，就是在整个射阳县，盐城市，在江苏，在中国，只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新潮九队的老书记巴一恺。1978年，巴一恺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接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近千万的盐城人民行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并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五年的任期内，他足迹遍布全国重点农业省份，向大会提交了10件议案、30多条建议，内容涉及苏北棉纺织产业的发展，里下河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黄海滩涂开发等多方面问题。巴老的这些提案，不少都被大会采纳，对改变苏北地区的产业，对改变工业经济落后省市的现状，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巴一恺接受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还当面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出席过全国科技大会，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杯。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已过花甲之年的巴一恺从镇领导岗位上光荣退休。按理说，退休后他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安度晚年了。但是，巴老没有这样做。他的身体很健康，他说他要趁着现在还能想想虑虑、跑跑走走、提提意见的“退休过渡期”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点贡献，哪怕这样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也觉得很有意义。他说：“雷锋同志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能这样说，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啊！”

巴老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退休后，他主动同镇党委沟通，想继续到他的新潮村（即过去的九队）蹲点，去摸索新情况，接受新事物，以指导面上的工作。镇党委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劝他别去了。可巴老却执意要去。到了九队，他住进了过去他住着的现在已成为微型“展览馆”的宅子，当起了展览馆的“保安”，除了一天三顿在村部食堂就餐外，剩余的时间不是约群众座谈，就是到群众反映问题的地方去实地调查。摸实情况后，巴老戴着老花镜，在晚上的电灯光下把他的所调所查所思所想以及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一项项条分缕析地写在本子上，然后同村领导座谈交流。这一招很管用，尤其是村干部，在和巴老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眼下村里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群群关系之所以不及巴老那时融洽，关键是他们同群众关系疏远了，做官当老爷的心思多了，群众的真心话他们听得少了，群众想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帮得少了，群众的真知灼见他们吸收得少了。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增加干群之间不和谐的状况。于是，他们征求巴老的意见，希望巴老在他们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给他们以不留情面的批评，并请广大群众进一步提出意见和要求村干部改正不足的措施，以恢复过去新潮村党群、干群、群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巴老同意了村干部的请求，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和谈心，有效地促进了党群、干群、群群之间关系的融洽，全村干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项工作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

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巴老虽然住进了县城的养老中心，可他的心仍时时刻刻地想着新坍的广大干群，想着新潮村。无论是大到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规划，还是小到村民的邻里矛盾，家庭的婆媳纠纷，兄弟姐妹间的财产拆分等大事小情，巴老都愿意抛头露面，尽力把问题解决好。闲暇时，他还喜欢看看报刊、杂志、电视新闻，充实自己的社会阅历和知识面。“如今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天不学习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巴老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