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流月去无声

唐宝民

老辈学人写的回忆性质的书籍，往往能照见一个时代人物的风貌。那些老先生们，有的已经远去了；有的依然健在。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鲜活的生命，以及个性化的精神风貌。最近读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师友襟期》（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书，周先生在书中回忆了许多与他有过交往的老辈学人，带我们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那一代人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民国遗风。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感受到：那一辈学人宽广的胸怀令人敬仰，而胸怀宽广，正是民国遗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因《红楼梦》的关系，周汝昌与胡适先生有过很多交往，对此，当时还年轻的周汝昌非常感动。解放前，周昌写过一本《红楼梦新证》，在这本书中，凡提及胡适的地方，他都称“先生”。可是，当1953年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运动”，迫于压力，周汝昌不得不在书中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但后来，胡适在台湾读到周汝昌这本书时，并没有因为周汝昌批判他而生气，反而对这本书大加赞扬，说“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周汝昌后来感慨地写道：“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唯恐失一毫毛的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据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饶孟侃先生是老诗人，学养非常深厚，周汝昌先生很崇拜他，两人来往得很密切。当时，川大外文系主任常带领师生们去望江楼公园开教研会，这种会开得很有情趣——坐在竹林下，一边品茶一边开会，周汝昌很喜欢开这种会。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饶先生英文造诣好，口语发音尤其胜过全系之人。但他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英语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词语用得太频繁，已然成了不自觉的口语病。我直言不讳地提出此点——别人似有顾虑，不肯触及，因他年尊望重，脾气耿直。”在饶孟侃先生面前，周汝昌还是一个后生小子，但他却直言不讳地当众给饶孟侃先生提意见，这不是让饶孟侃先生下不来台吗？饶老能高兴吗？因此，周汝昌也有些担心。可饶老的表现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周汝昌记述道：“饶先生听着，手里做笔记，一点儿也没有不快的神态，而且会后与我的亲切之交略无影响。其人可重大抵类此。”

沈从文先生也是《红楼梦》研究家，曾经注释过《红楼梦》。周汝昌先生与沈先生有过许多关于红楼梦的文字交往。二人在交往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周汝昌先生是这样记述的：“沈注中说妙玉庵中茶具诸古玩中有‘点犀盉’，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之诗句，以为妙笔。我和他争论：雪芹原文是‘杏犀’，杏是上品犀角的佳色。而‘点犀’是高鹗的妄篡，为了‘暗示’妙玉与宝玉之间的‘关系’，是十足的俗笔，断不可取”。周汝昌先生虽然是红学大家，但在沈从文先生面前还是小辈儿。他对沈从文先生的观点不赞同，并因此发生争论，沈从文先生会不会生气呢？沈先生没有生气，周汝昌在文章中回忆说：“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

这本书像一个大客厅，周汝昌把许多老先生请到这个客厅里，让他们就座、畅谈。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说：“父亲常提及许多引导他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辈，都令他难以忘却。这本书中，既叙述了相继结识的顾随、胡适之、邓之诚、陶心如、张伯驹等诸位师友，还列出一批学者友人，红缘辐辏，出人意想，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