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肯用脑子想问题”

瞿秋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广泛涉猎政治、哲学、翻译、文学、艺术和史学等诸多领域，笔耕不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文章和译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指出：“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瞿秋白出身于有“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传统的瞿氏家族。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颇通文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习读古文诗词，寄予厚望。生长在这样的读书氛围里，瞿秋白自幼读书就非常刻苦，养成了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并贯穿了其一生。上学后，他常常把书带在身边，有空就看上几页，并随时记下所思所悟。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期间，他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外，还制定了自修计划和每天自学进度，并严格执行，完不成计划进度就不休息，为此常常学习到深夜。1920年，瞿秋白应北京《晨报》之聘，赴苏俄采访。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和生活困顿，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起不了床，就躺着看书，趴在枕头上写作，他讲“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瞿秋白多年如一日的勤学苦读使其积蓄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为他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党成立初期，亟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为此，瞿秋白夜以继日，辛勤笔耕，先后编写和翻译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章，予以宣传推介，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究中国国情，提出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方式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党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1931年，由于王明等人的诬陷打击，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逆境，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开始转战革命文化战线。

做一个中国人，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

凡是和瞿秋白接触过的人，无不钦佩他的博学多识。受家族浓厚学习氛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润，瞿秋白学习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他对朋友讲：“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基于此种认识，瞿秋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强记博闻，汲取尽可能多的精神营养丰富自己。瞿秋白讲：“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中国书念的最多，并大量刻苦读着哲学书……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深刻，是十二分佩服的。”在苏俄工作期间，瞿秋白不仅“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信仰和追求，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中国人民介绍俄国革命的实践，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并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传唱至今。

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

瞿秋白强调，写文章要让人能读得懂，看得明白，开卷有益。要“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要“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这么写下，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为此，他在主持《向导》《热血日报》等党报党刊编辑工作时，特别注意报刊文风的通俗朴实，在内容上尽量贴近普通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心声，稿件撰写上尽量采用浅显易懂、大众化的语言，文章观点开宗明义，篇幅尽量短小精悍，真正让普通群众能读、能听、能说。他在《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中讲：“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

(源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