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笔筒，作为“文房第五宝”的后浪

古代文人书房皆有四宝，笔墨纸砚，但在现代某些收藏家眼里，笔筒可被称为“文房第五宝”。相比前面四位历史悠久的前辈，笔筒出现在明朝中期，迄今不足五百年，在传统文具家族中可谓后浪。后浪后来居上，与前浪一同跻身“文房五宝”，其中又有怎样一段历史渊源呢？

“笔筒”一词首次现身于三国时期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此处笔筒形制模糊，后世学者猜测或相当于笔筒套，与现代意义上的笔筒无涉。一般来说，笔筒的嫡系前辈，历史排得上名的约有笔架、笔格、笔床、笔船，南北朝时便有记载。

笔架与笔格皆造型立体，属同类，形状各异，但不外乎临摹世间风物。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记录的笔架款式，有子母猫型、十二峰型、卧莲娃娃型等，他认为最俗气的是“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但不论大雅大俗，这样一座精雕细琢的笔架置于书案，兼具实用与装饰，历来都颇受文人欢迎。

笔床与笔船，形制类似，为长方形的平卧式器物，内设凹槽，用来固定毛笔。看“架”（或格）和“床”（或船）的称谓便知这两套器具的区别，一个是站着的，一个是躺着的，若说毛笔在笔架为搁，在笔床上只能是卧了。所以当更为简单实用的笔筒流行以后，笔架因其挺立的轮廓、多变的造型，还能在工艺品领域占得一席之地，而形制扁平的、发挥空间不大、存在感又不强的笔床，只能逐渐退隐，至明朝，如文学家屠隆所言，“笔床之制，行世甚少”。

明朝中期，现代意义上的笔筒出现。笔筒兴起之初，多以竹木为材质，如文震亨所言，“笔筒，以湘竹、栟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尤其是竹。在古代文人审美中，竹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截竹为筒，既文艺风雅，又绿色环保，还不用花钱，还能在圆柱形的笔筒筒身自由发挥，制作出山川风物，寄寓了自己的情怀。所以，笔筒的出现及流行，与明代文人精细的生活情趣脱不了干系。

就功能而言，明末文人朱彝尊在《笔筒铭》中明确了这款新秀的用途：“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作为收纳毛笔的器具，笔筒形制简单，材质不拘，又携带方便，取代笔架、笔床已成必然。所以笔筒诞生后，受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窘寒士的广泛喜爱，很快赢得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随着笔筒的潮流，明中叶以后涌现了一大批竹刻名家，他们在笔筒的方寸之间精雕细镂，将功能性强且价格低廉的笔筒，变成真正的艺术品。现存年代最早的笔筒，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松鹤笔筒。明朝隆庆五年，竹刻大家朱松邻的好友过寿，他给好友做了一个笔筒。他截一段老松，挖空制筒，又在筒身雕刻了精美、繁复的松鹤拜寿图，并题款：“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

笔筒材质不惟竹木，还有瓷质、象牙等，尤其当笔筒作为礼物在上层社会流转时，材质及制作工艺可能比笔筒本身更重要。在文震亨记载中，他认为陶瓷笔筒以及定窑白瓷竹节笔筒最为珍贵，当真是文人意趣。但权相严嵩可不这么看，当他倒台时，从他家查抄出的笔筒，是牙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瓷笔筒等，这些现代人都闻所未闻，徒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一个幻影。

因出现时间晚，当我们说“历史上的笔筒”时，只限于明清两朝，也因此，留存于世的笔筒中，“明代制造”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也因此，笔筒的历史虽不足五百年，可一旦现身，却炙手可热，稳居“文房第五宝”。

（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