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须读两本书

戴立泉

作者简历：

戴立泉，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原党组书记，正厅级。射阳人。1966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并留校任教，后任南大哲学系教师、党委宣传部部长；1991年任江苏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1993年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说起读书，我以为，人的一生，应该读两本书，一本是有字的，一本是无字的。读无字之书的历史很长很长，与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同时开始，不仅历史长，而且范围广，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在读；读有字之书的历史相对较短，是人类历史进入有文字记载以后才开始的。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前夕虽到上学念书的年龄，但家里穷，没法让我上学，再说，也没有学校可上，所以我读书很迟，直到解放后，十三岁时才到本村小学念书。这个小学条件很差，校舍是三间小瓦房，一个外村来的识字先生，带十几个学生，四个年级混在一起教，实际上只是个识字班而已。当时我的父亲只要求我能认几个字，会记个账，顶多也就是能看懂简单的书信。家人希望我长大后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别无他求。不过，我还是十分珍惜这个上学的机会，抓紧分分秒秒，二年多就读完了小学四年的课程，升入小学五年级。严格地说，进人小学才是我真正意义上读书的起步，因为无论是办学的物质条件，还是老师的教学水平，都充分具备了一所当时正规小学的必备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改变了我对读书的认识，滋生了要一直读下去的信心。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当时在部队工作的哥哥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就这样，经过自身的努力，加上机遇，我考上了盘湾中学，又免试直升高中，1961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苦读五年，1966年毕业并留校任教。

依我自己多年的体会，我把读书的目的，简要归纳为四个字：“做事做人”。怎么做事和做人，这其中的许多道理，则在有字之书中没有明确答案的，书上所讲的道理，往往比较原则，而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历史背景、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等）差异很大，非常现实、具体、复杂，矛盾很多，是绕不开，躲不过的。怎么去面对，去处理，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深彻领悟的大学问，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无字之书。

1966年4月，南京大学因在溧阳建分校，让我提前几个月毕业，并分配我到分校政治处工作。继而，我和另外三人又分别被派到分校邻近的四个农村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一方面锻炼实际工作能力，一方面做好分校周边的群众工作，为分校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到了10月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停止，我又回到学校。此时，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我被下放到泰州军垦农场劳动。

1970年3月，在泰州军垦农场劳动结束后，我被分配至响水县工作。1973年8月又调回南大哲学系任教。

1977年初，南大党委将我从哲学系调到校党委宣传部，分管全校思想政治工作，其间，与上级有关部门接触较多，渐渐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信任。1984年初，调到省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任宣传处长，从此离开了高校教学岗位，走上了从政之路。

高校工委宣传处的主要职责是具体负责筹划并实施全省高校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兼顾及时掌握学校动态，维护学校稳定等，任务比较艰巨。当时我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活跃，政治热情高涨，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他们又比较单纯，缺乏社会历练，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或事件往往辨不清方向，一味地跟风赶潮，少数人甚至上当受骗，走向极端。

面对这样一个群体，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首先必须有一颗爱心，处处爱护他们，同时要不断地了解他们，耐心地引导他们，帮助他们逐步成熟起来。

工作中我凭自己的良心，尽一份自己的责任。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说空话，说大话，而是在任何领域都不可或缺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一门科学，至于如何工作才能起到“衣人在寒，食人在饥”的效果，则是一个研究不尽的课题，是一本读不完的无字之书。我搞这个工作长达二十年之久，也只获得一点粗浅的认识，再回首，总感到留下了诸多不足和遗憾。

想当年，离开家乡筚路蓝缕，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家乡已不似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忆中，儿时家乡的情景已无处可寻，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那棵粗壮挺拔的大白果树，我的启蒙小学曾经就在它的旁边。小学不在了，而它却还是那样生机勃发。

我虽然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但远不及家乡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更为缺憾的是在我有效工作年限之内，因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能力所限，没能为家乡作出贡献。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时刻不忘在读有字之书的同时，认真读好无字之书，始终恪守我做人的原则。

有人曾戏称我为“农民”，这当中或许包含了我的一些弱点，譬如比较保守，不够“现代”等等，但我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正是农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正是“农民”的朴实、憨直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而射阳——我的衣胞之地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