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变迁

李健

我的老家在滨海县通榆镇，记得我家在村级小集市的南首。房子是土坯墙，只有门边、窗户有点砖头。

到了夏天，家里还算凉快点。可是到了冬天，寒风凛冽，飞雪钻门，酷冷难熬。父亲便早早地在秋天用稻草编织了挡风门搭，给家里带来一点暖意。

后来，我们随着父母迁徙到射阳海通。一家七口人先住在临时搭建的小舍子里。一张大床、一个小铺，就塞满整个房间。烧饭只能在舍外，就地靠沟边掏洞挖出灶台。晴天还好些，到了雨雪天常常脚踩烂泥，冒雨熬粥。

后来，我家在亲邻的帮助下，盖起土墙丁头舍房。为增加房屋面积，在两间的前一间往右拐出去，称为小披舍，里面可以放一张床。一天，乡邻正在帮我家屋顶盖茅草，刚盖了后房间和披舍，狂风暴雨接踵而至。我们站在披舍前，看到滂沱大雨把前间房上了泥巴的屋面无情地砸得到处流淌着泥浆。我们就这样无奈地望着，一言不发。

高中毕业后，我们家才有了三间土墙房。我的岳父，滨海县的一位大队书记，带着兄弟来走访我。他们在讨论是否同意这门亲事时，那位妻叔长辈坚决不同意，声称这户人家太穷，连土墙都是三条弯。因为我家的房子是先砌了两间，后来又在东墙上接上一间，后接的与原先的屋脊看上去不是一条直线，视觉上的确不太美观。可岳父说，这小伙子星期天都在屋后施麦肥，自己小木箱内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的，看来很勤劳，爱整洁干净。于是，他便同意将女儿嫁给我。

我们独立成家的房子是挨着西山墙砌的三面墙，并支起一口锅，西房间还让我暂住。有一天，妻抱着孩子在里面玩。我说，儿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房，七尺宽八尺长，三面墙。因为房啊墙啊的听起来很顺耳，我们不禁相视而笑。

有一次，我俩回妻的娘家，妻指着路边的白墙红瓦两间房说，要是我们能住上这房就心满意足了。为此，我们鼓起一股劲，攒钱准备建房。1978年，我们终于建起两间主房加厨房的称为菜刀柄的白墙红瓦房，就外欠100多元债务。从此以后，我的心里一扫自己无房的阴霾。

为还债奔波，为改建筹划。1984年，我家有了三间外带厨房的石头做墙基的水泥瓦盖的大房子。虽然稍欠外债，可我和妻乐滋滋地认为还起来也不会太费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我家农田收入相应增长了些许，我的工资也从30元逐步上涨到四五拾元……日子明显好过多了。不久，家里通了电，接上了自来水，电视从黑白到彩色，甚至买了收录机。在宽敞明亮的屋内看书写稿、听听音乐，不再为房屋漏雨发愁。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来到新世纪。10年前，我们在镇里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套间。孩子也在城里安了家，还为我们另外准备了在城里养老的新居。从盼房、建房再到拥有自己城里的新居，70年来这发展的速度快得有点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