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铿锵前行

李志勇

与新中国同龄的我，1953年考上了初中，16岁时从黄海边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初级中学考取了江苏省盐城中学。1965年，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渔村。

在出海生产的那六七个年头里，因为我不晕船，所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重活脏活抢着干、险活累活争着干。一次趟“东洋”（渔场在吕泗），我们船尾上的推进器绕上了网，进不了、退不得。老大潘必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伙也都面面相觑。我见状，自告奋勇说：“让我下去把网割掉吧。”紧接着，我系上了安全绳，一头跳下了海，因为渔网将推进器绕得严严实实，我割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把缠网全都割掉，才抖动绳索，让大伙把我拉上去，五六床被子盖到身上，仍抵挡不了初春的海水“赐给”我的颤抖。

类似这样的险活在我出海的六七年里起码经历了十几次，许多时候都是命悬一线。我的散文集《钓海》中多篇作品都是根据出海经历写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险”真让人后怕，但那个时候就那个工作条件。

海上工作的六七年让我充分感受大海宽广的胸怀。而感受时代的大潮奔涌，感受个人发展与国家蓬勃发展紧密相依则是不停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

1973年春汛结束，我们收船进港后，公社办公室突然通知我，说公社书记季中友要找我谈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找着了季书记。他不吝赞美之词拼命地表扬我，临走时说：“不过，眼下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有个地方更需要你，你去海通渔小当老师吧，一样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这样，我当了不到两年的民办教师，国家的政策又给我送来了一缕和煦春风——定量户口的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合格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于是，一张试卷又让我的身份从“民办”变为“公办”。

转“公”不久，公社又来了通知，让我负责全公社的扫盲和通讯报道工作。通讯报道难不住我，就是扫盲，我也不怕，“以点带面”就成了我在黄沙港扫盲运动中的“创造”。

斗移星转，眨眼间到了1980年。县委宣传部调我到县委通讯站搞报道。随即，我连调动和报到的手续都没办，就一头扎到了海洋渔业公社采访，并发出了我加盟县新闻写作队伍的第一篇稿件，题为《海洋渔业公社革命生产两手抓两手硬》，《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稿件并加了《编者按》，随后，《盐阜大众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这篇稿件。

1982年，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让我参加干部培训考试，我当年以高分顺利地被盐城师专录取。两年的学业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新闻宣传岗位，从事专职新闻宣传。1991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袭击了我县，为了配合县委、县政府的抗洪排涝工作，我带病坚守在抗洪排涝新闻宣传的第一线，不分白天黑夜，一边采访一边发稿，把射阳百万干群面对洪灾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气神给宣传出去，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全县广大干群战胜洪涝灾害的勇气和信心，不仅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还在市里荣立了三等功。

1992年，我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新闻宣传。我着重推动了宣传队伍建设：一是建设一支队伍。采取集中培训和重点培养相结合的方法，使全县的新闻宣传既轰轰烈烈又重点突出，此举不仅成就了全县一支庞大的新闻宣传队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拉得出、打得响的骨干通讯报道员。二是发掘一批典型。动员广大通讯报道员积极发现和挖掘基层一线先进典型。新潮九队、海洋乡、双洋村等典型之所以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广大通讯报道员在新闻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的结果。三是储备一批人才。

跨入新世纪，走进新时代，我先二线，后退休，但我的笔没有停下来，依然对准火热的生活。我要表达对我们国家和这个时代感恩、热爱和礼赞。我常想，我们每个人都要紧依国家和社会，都须感恩新时代、感恩党。

从此，我就扑下身子到全县经济社会一线，一边感受火热的发展，一边夜以继日的写稿，而今翻开一本本的剪贴本，一个个新闻现场依然鲜活。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没有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仍然是一介平民，也许仍然是衣衫褴褛，也许仍然是穿着百家衣、吃着百家饭的流浪儿。

眼下，我虽是与新中国同龄的古稀之人，但由于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精神抖擞，腰杆笔直我仍然感觉同新中国一样年轻，并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铿锵前行。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呢？因为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为有国家的强大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