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色特工———戴龙

李泉

1960年，我陪着姨姐去已迁往宁波的东海舰队，门卫拦住我们，姨姐说：“我是戴龙的妻子，来这寻找丈夫戴龙的下落。”门卫将电话打到情报处，一位干部把我们带到情报处，处长说：“戴龙是我批准他去台湾的。我查阅档案，再向领导汇报，给你答复。”从此我便知道戴龙的大概情况：戴龙于1949年去台湾做地下工作，1951年被杀害。因为涉密，其它情况不宜公开。

1962年，我从射阳师范下放回乡务农，翻阅戴氏宗谱，又两次去宁波、青岛、台湾，还原了戴龙的历史档案。

戴龙，男，原名戴云门，1908年12月7日出生于海河镇戴家圩，自幼聪明好学，六岁进入戴圩私塾馆，跟堂祖父戴曰刚、叔父戴新农学文化，13岁考入阜宁沟墩高级学堂，接受江苏省议员、书法家、著名文人陈为轩进步思想教育，18岁考入阜宁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家乡参加抗战，临别时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的决心：

龙儿辞乡闯九洲，不恋悲欢不恋留。

忧国忧民痴心在，功名不成誓不休。

在苏南期间，戴龙先后在江苏水陆公安教导大队、江苏警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随国民党部队转浙江、福建一带抗日，1945年重回江苏，任丹阳警察局长、华东警校校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联防主任、江阴要塞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和少将司令戴戎光攀认本家，打入国民党内部，和地下党取得联系。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戴龙等积极策反，说服戴戎光调整炮台位置，控制了江阴要塞司令部要员，为解放军胜利横渡长江立下汗马功劳。鉴于戴龙对共产党忠诚可靠的表现，东海舰队司令部调戴龙担任特殊保密工作，落实赴台地下工作组组成人员。1949年底，戴龙率领八人小组秘密途径香港到台湾，五次将台湾海陆空军事情报发往大陆。1950年6月，八人当中有一人叛变，台湾国防部警察局迅速将六人逮捕，唯独戴龙没有被抓住。此时，戴龙隐藏在妻子舅父戴培之家中（戴培之任台北国民党党部秘书），台当局通缉戴龙。1951年1月，戴龙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四肢被打断，但他视死如归，严守地下党纪律。台最高军事法院判戴龙死刑。1951年6月戴龙被秘密杀害。火化时，老阜宁一位工人，将戴龙骨灰收藏，隐埋在台北一个秘密地点。

2013年，我到台湾寻找戴龙的墓地，在亲友和同乡会的帮助下，终于在台北六张犁二墓区（2021号）发现戴龙的墓碑。2013年5月，我又协助戴龙之子戴筱萍将戴龙的骨灰运回上海，有关部门在浦东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民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2014年6月1日，我和戴龙唯一后代戴筱萍将戴龙骨灰带回到戴龙衣胞之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群众和学生参加了大会。

我的外祖父戴曰刚创办的“戴圩私塾馆”，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后代勤读书、会学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戴圩文化”。戴龙是戴圩文化的主将，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栋梁人才——

戴元光只有初中文化，通过自学成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茹芹是“文革”中的高中生，成为大学教授、北京高等职业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对北京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戴勇，到部队服役，在病理研究方面有重大创新，成为副师职干部；

孙跃吾，盐城“抗大”第一届毕业生，担任无锡第一任公安局长；

孙德秀，初中学历，在德语翻译方面有重大建树，任教授级译审。

……

我，李泉，就是在“戴圩文化”熏陶下，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成为县、市、省先进人物，正在撰写“红色特工——戴龙”的传记，将戴龙的革命事迹传播到祖国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