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嬗变

江正

我的家乡是苏北里下河地区黄海边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自我记事时起，我家住的是芦柴搭建的一间戳在地上的丁头舍子，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1957年8月，我在这里走出小渔村。

母亲常对我说，自我的祖父那辈起，我家就没盖过房。这间柴草房还是祖父传下来的，占地约20多平方米，既狭窄又拥挤不说，遇到风雨交加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内小下雨，三、五年要重盖一次。一个土灶占去屋内四分之一。每当生火做饭，满屋烟雾弥漫，呛得家人直咳嗽，父亲患上咳喘病。家人埋怨说：这房子，还不如烧砖瓦的窑洞。

母亲说，要是能有风不透雨不漏的大点房子就好了。但在那缺吃少穿、生活困难的年代，盖房子仅是梦想。

光阴似剑，日月如梭。到了60年代中期，初中毕业的我，因家寒，辍学当上小学教师，月工资只有26.5元。然而，住的还是那芦柴搭建的小丁头舍子。

70年代初，我被调到县城文化馆任副馆长。一年后，萌生从小渔村迁居到镇上的想法，得到家人、父老乡亲及村干部的全力支持。不到5个月，建成了泥墙稻草盖的三间60多平方米的新居。同时，在门前东南角又砌个小厨房。搬进新居那天，前来祝贺的乡亲和父母笑得合不拢嘴，母亲拉着乡亲们的手激动地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就像‘糠箩跳进了米箩啦’，全亏他……”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乡亲们齐声说：“毛主席领导的好呀！”

可是，刚过5年，一场强台风把屋上盖的稻草刮得面目全非，一根短桁条不偏不倚落在母亲头上，老人家不幸与世长辞，一家人悲痛欲绝。

1979年，我在木材公司买了三间房的木料，有了木料，运输还是个大问题。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县城到乡镇，汽车来往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的沙石路；镇到村都是3至4米宽的泥路。我求哥哥拜姐姐，找到远房表弟一台小拖拉机运建房材料。一路上，拖拉机歪歪扭扭、分几次搬上搬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整天工夫，终于把建筑材料运到家。随即老村长帮我请来本村十几名各类建筑房屋的工匠，不到半个月时间，一座三间红砖青瓦新居就建成。新房落成的那天，老村长请来村业余文艺宣传队，鞭炮声声，锣鼓喧天。老村长挥挥手说：“父老乡亲们，这幢新居的建成，为我们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来年——”一位胖大嫂抢着说：“来年再砌就砌三层楼房！”惹得众人拍手叫好。

1985年，家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村好多人家真的盖上楼房，实现几代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1989年6月，我父亲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驾鹤西去。同年9月，我被调到县交通局任工会主席，单位分给我60平方米两室一厅集体宿舍，家不像家。那些年，城乡融合，农民纷纷到城里打工，老伴孩子也随着潮流到县城，结束两地分居生活。但各家生火做饭用煤油炉，烟雾弥漫，乌烟瘴气，职工们怨声载道。

直到2003年，卖给我一套房改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小间书房，总面积达130平方米。住进这宽敞亮堂的房子，我当时感到心满意足。可是，儿子、儿媳却又有新打算。2013年，儿子又买了商品房，150多平方米，电梯直到家门口，儿子、儿媳还“逼”着我们同他们一起住，说对老人有个照应。

新房子装饰美观大方，新式家具、冰箱空调、电视电脑等应有尽有，烧的天然气，吃的长江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想出门，汽车一跨”的“共产主义”生活。

如今，我已85岁，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亲历见证了解放前无家可归，到新中国成立后从芦柴房、泥墙房到砖瓦房再到电梯房的过程。

人们说，家就是房子，我们伟大祖国在日新月异地变，我们家也在跟着变，变得越来越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