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报的创刊与初期发展（下）

选调人员　组织学习

在射阳历史上，1956年前没有办过县报，做专业新闻工作的人员也很少。办报，首先是要办报人。于是县委责成组织部、宣传部选调德才兼备又适合新闻工作的干部进报社，要求被抽调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后腿。为了加强领导，县委决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恒兼任总编；选调县教育局副局长严恒召和宣传部指导员孙中林任副总编；选调县政府农林科科员王进任编辑，选调县文化馆陈晓津任记者兼摄影、美术工作，又调从部队刚转业地方的干部李培搞通联工作。

抽调的几位办报人员过去没有办过报，学历最高的是两位师范生。为了掌握办报的基本功，学习外地办报经验。创刊前，经县委同意，由宣传部牵头，组织编辑部5人去南京《新华日报》、《江苏农民报》和《盐阜大众报》学习取经一个月，初步掌握了办报的基本常识和一系列工序，为《射阳报》顺利创办创造了条件。

1958年复刊扩大刊期后，除了几位创办人员外，又先后选调一批同志充实报社。他们足：李保仁、沈来宾、施以德先后担任副总编；沈维杨、张奇、孙超、沈健、吉萍、陈云山、杨蔚东、刘茂怀、林枫（女）、薛飞等同志分别任编辑、助理编辑和记者，又选调陈月清任会计、何兴霞（女）任校对。同年4月23日，县委决定成立报社编委会，除总编、副总编外，王进、沈维扬二同志参加编委。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报纸创办时，什么也没有，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没有办公地点，县委决定由县印刷厂提供三间草屋给报社作编辑部办公用房与单身人员宿舍；没有桌凳，从县委机关抽出几张旧桌凳，一人一张桌子不够用，就两人合一张桌子办公；没有电动印刷设备，就用脚踩的四开机印报（因为印刷厂当时只有这一台方形机，其它都是人工操作的园盘机）；没有电灯照明，就点煤油灯或蜡烛照明，开夜车的编稿、审稿、校对大样的同志两个鼻孔积满黑灰是常事；没有电讯设备，只有用收音机收录新华社电讯记录稿；记录的同志只有能一字一句记，一个标点一个标点记，从当晚10时开始要记到半夜、大半夜，有时通宵达旦；没有制版条件，报花、插图需制锌版的要送到盐城制作，印刷厂没有特号铅字，报上稍大的标题都是人工木刻，然后装在合字板上印刷；没有交通工具，靠两条腿跑，那时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专用车，从报社到印刷厂三里多路都是步行，就是到附近采访也步行，只有去远处采访才用上县委办公室给的一辆老掉牙的公用自行车。

在生活方面就更苦了，开夜车是常事，干到夜里12点钟只能吃二角钱、二两粮票一顿夜餐，几人合吃一碗蛋花汤填填肚子。

建立通讯组织 依靠群众办报

《射阳报》从创办起就贯彻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创刊号》上登了“以实际行动拥护射阳报创刊”的新闻，各地干群来信来稿。如渔湾乡（今新坍镇渔湾村）五社社长张军等来信说：“我们射阳报创刊了，保证自己写稿也发动别人写稿，还发动大家订阅40份报纸，按生产队成立读报小组。”

创刊初期，编辑部收到通讯员来稿不多，常常是“等米下锅”。为此，县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通讯报道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建立健全通讯组织，向党报写稿，反映群众呼声。并对县委通讯站加强了领导，要求通讯站为上级党报组织稿件的同时，为射阳报组织稿件。各级党委均成立了通讯报道组，各公社的宣传委员、秘书、文书是当然的通讯报道员。

编辑部对通讯员来稿做到篇篇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为了调动广大通讯员的积极性，还开展了通讯工作竞赛，比谁写稿多、写稿好。按月按公社公布来稿用稿情况，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后，每日来稿量由几篇增加到几十篇。

县委重视关怀 依靠全党办报

县委对办好《射阳报》非常重视，从创刊到停刊、复刊，均是县委发出决定。在办报的过程中，不论在确定报道思想、报道内容，还是版面安排方面，县委都作过具体指示和核定。如对社论、讲话和涉及全县性的重要新闻，都由县委分管书记、值班常委审核，逐字逐句修改，在版面安排上绝对服务、服从于县委的中心工作。

为了坚持依靠全党办报的方针，县委除了下达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写稿外，还在县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把通讯工作作为重要议程，很多公社觉委书记、县部办局负责人经常带头写稿。

在1956年5月创刊到1961年10月第二次停刊，共出刊1030期。《射阳报》办的总的说是好的，曾受到省报刊处通报表扬。但是，由于初办报纸，人才缺乏，办报条件差，在有些用稿质量、编排技术等方面仍有不尽人意之处。

（孙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