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从书斋走向实践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源自新华网）